我是1951年在臨江參加林業(yè)工作的，盡管時光流逝了60多年，但是剛剛參加林業(yè)那一年的經歷讓我永遠不能忘懷。

　　參加林業(yè)工作

　　1951年4月，我和表弟張慶堯從老家遼寧省懷仁縣出發(fā)，準備投奔在臨江的一位親屬，是我舅媽的姐姐。姨夫楚振生當時在貯木場當木工。我倆一路打聽找到了臨江。我倆都很年輕想找點活干。恰好姨夫認識在遼東森林工業(yè)管理局工會當干事的王慶發(fā)，就去找他詢問一下。當時剛剛解放，共和國剛成立，到處都需要人。王慶發(fā)領我們到了工資科，有一位干部看我們年輕力壯就問：“想干點兒啥呀？”我表弟回答：“想當工人?！薄昂?，可以啦，回去準備吧！”當問到我時，我因先前做過一些管理工作，就回答想干點賬目管理方面的活兒?！澳鞘菤w人事科管的，你去人事科吧！”人事科的呂斌同志接待了我。問我以前都做過什么？現在想干啥？又問我會不會寫介紹信，會不會打算盤？我當場口述了一封介紹信的內容，又打了一陣兒算盤的加減法而且沒有錯誤。呂斌非常滿意，連說：“好哇！行啦！錄用你了。回去辦鋪保吧！”（當時錄用管理干部不是要找一兩個人來擔保，而是必須找擁有固定資產的商鋪、工廠、企業(yè)等擔保），我在臨江沒有有資產的親人，只好回老家辦理。我回到遼寧懷仁，找了兩家成衣鋪作擔保，形成文字材料，裝在信封里，帶在身上高高興興地返回臨江?？上萝嚂r發(fā)現衣兜被人割了個二寸長的大口子，我當即就傻眼了！好在信封沒丟，鋪保還在。我就是這樣在臨江林業(yè)局參加了林業(yè)工作。那天是1951年4月28日。

　　親見敵機轟炸

　　上班的第三天，是“五一勞動節(jié)”，大家正在辦公，美帝國主義的飛機來了，防空警報拉響了，人們紛紛逃離躲避。飛機飛得很低，都能看清B-52的標志。也不知道有多少架飛機，黑壓壓一片，到處扔炸彈，濃煙四起，臨江火車站被炸，鐵路炸毀，江橋炸毀，許多房屋倒塌。臨江火車站的一位姓崔的火車司機被炸死。隨后，臨江全縣人民上街游行，聲討美帝國主義的滔天罪行。沒過幾天，美國的飛機又來了，當時我們都在遼東森林工業(yè)管理局的辦公地——南圍子辦公室。警報拉響，刺耳驚心，我們幾個人挾著賬本、算盤就往三公里后山的樹林跑。敵機飛走之后，人們驚訝發(fā)現地上、樹上有好多的蚊子和老鼠。唉呀！原來飛機投下了細菌彈，這還了得！人們驚恐萬狀，不知如何處置。就看見蚊子到處亂飛，老鼠到處亂跑，十分嚇人。管理局的領導讓我們趕緊點火滅菌，于是我們在山坡上把荒草、樹木、田地都點了火，滿山濃煙滾滾，火光映天。由于撲救及時，焚燒面積大，沒有釀成瘟疫等疾病流行。

　　也是那一天，我們清楚地看到對岸朝鮮人在拔河、蕩秋千搞活動。飛機來了，狂轟亂炸，機槍掃射，隨后“吱哇”亂叫，死傷一片。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，對朝鮮人民和中國邊民欠下了不可饒恕的血債。

　　參與“打老虎”

　　參加工作不久，組織上把我調到“打老虎”工作隊，隊長是李春和（后調任三岔子林業(yè)局局長），參與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運動。當時要求人人檢討，個個過關，自我反省和檢查有無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確定的內容。我雖然是剛參加工作不久的“新兵蛋子”，也寫了一生中唯一裝進個人檔案的檢討書。內容是：我用公家的信紙信封，給家里寄過一封信。

　　當時我除了要完成領導交辦的工作外，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和辛興兌兩人負責看管張培善。張培善是材料員，涉嫌有貪污行為，被列為“老虎”，強迫交待問題。六月的一天，臨江縣政府在戲園子召開全縣寬嚴大會，將已有問題的和涉嫌有問題的“老虎”押在會場，要求交待問題，坦白從寬，場面十分嚴肅和緊張。在審訊張培善時問道：“你有沒有貪污？”“有?！庇謫柕溃骸澳阖澪哿耸裁矗俊薄拔邑澪哿艘慌_7.5噸的火車頭！”?。繉徲嵢藛T大驚失色，用懷疑的眼光上下打量一番，貪污一臺火車頭？不可能吧？“那你把火車頭賣到哪里去了？”張培善回答到：“賣，賣到朝鮮去了?！薄笆裁?？賣到朝鮮了！”審訊人員更驚訝啦，眼盯盯地看著張培善，希望從他的臉上找出答案。轉念一想：不對呀？對岸的朝鮮沒有火車道呀！火車頭怎么跑呢？又問：“你是怎么賣到朝鮮的？”“拆零件賣的！”這本來就是無中生有的事，根本不可能的事，明明是在威逼之下，胡編的供詞，可當時在“極左”路線的影響下，卻相信這是真的，步步緊逼，揪住不放，不惜置人于死地。這下有人高興啦，有供詞、有細節(jié)、有銷路，抓住了一只“大老虎”。開完大會往回走，張培善走在前面，我和辛興兌跟在后面。當走到興隆街時，張培善見路邊有一口大井，急跑幾步投井了。我和辛興兌先是一驚，然后快速反應，向前一把抓住張培善的腳脖，拼命阻止他的輕生行為。掙扎了一會兒終于把他拖上來了，我們坐在井臺上大口大口地喘氣。幾個月后“三反”運動結束了，確定張培善沒有貪污行為，“老虎”的事也不了了之。

　　事后我曾想過，在那種特殊情況下，我憑著良心和正義，救下一個好人，是對黨負責，對他個人負責，心靈得到慰藉。

　　冬采當檢尺員

　　1951年12月，我被派到山里黃泥河采伐大隊（在柳毛河至漫江中間）參加冬采當檢尺員。我是來自農村的青年，對林業(yè)生產的工序和技術不熟悉，一切都要從頭學起。經過暫短的培訓，我就穿上棉衣、扎好腿綁、戴著狗皮帽子上山了。我們起早貪黑、爬山越嶺，每天在雪地里走來走去，對進入裝車場的每根原木進行檢尺。我們三個人一組，一人喊尺、一人記賬、一人打錘。我是負責打錘的，腿上綁著油印盒，手里拿著號錘，根據材長、徑級、等級，分別打上不同的標記。我手拿號錘像戰(zhàn)士拿槍一樣，感到很光榮很自豪，穿梭在滿山的原木之中。我們白天上山檢尺，晚上點燈算賬，第二天繼續(xù)上山。

　　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對檢尺員工作有了深入了解和認識。對采伐下來的木材，劃幾等品級、造幾米材長都由檢尺員說了算。因此說，檢尺員的工作決定著木材的經濟作用，關系到企業(yè)的經濟效益，所以有句話叫做“企業(yè)賺不賺錢，關鍵在檢尺員”。我工作起來十分認真十分賣力，保證不出差錯，多次受到領導的表揚，也為我后來幾十年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。

 （作者 孫維良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