說起諸葛亮，大家都耳熟能詳，他字孔明，號臥龍，生于東漢末年，27歲出山輔佐劉備，在群雄割據(jù)的歷史舞臺上一展宏圖，創(chuàng)造了非凡的業(yè)績。在《三國演義》中有很多描寫諸葛亮的故事，諸如“三顧茅廬”“舌戰(zhàn)群儒”“草船借箭”“三氣周瑜”“七擒孟獲”“空城計”等等，都無不體現(xiàn)了諸葛亮的智慧。其實，諸葛亮不僅是一個智者，更是一個賢相、廉相。

　　諸葛亮生于漢末亂世，耳聞目睹了東漢執(zhí)政者的腐敗無能以及連年戰(zhàn)亂給百姓帶來的巨大傷害。他自隆中出山輔佐劉備開始至卒于五丈原的27年間，忠于蜀漢，勤于政事，愛護百姓，體恤士卒，廉潔奉公，嚴于律己，賞罰分明。個人不僅一直過著勤儉樸實的生活，而且大力提倡節(jié)儉，始終做到言行一致，率先垂范。在成為蜀國丞相之后，諸葛亮切實做到親政廉政，為蜀國其他官員做出了表率，他經(jīng)常勸導百姓，要豐歉互補，做到“豐年不奢，歉歲不儉，秋有余糧，以給不足”，只有這樣，才能達到國富民安的目標。諸葛亮提倡以安民為根本，以勤政廉潔為宗旨，以法令為制衡，在他的親自率領(lǐng)下，蜀漢政權(quán)得到了鞏固和發(fā)展，也為北上伐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(chǔ)。

　　諸葛亮的勤儉習慣離不開他在隆中的艱苦生活，在他高居蜀相之后，沒有忘本，依然保留了平民的淳樸品質(zhì)，在《出師表》中稱自己“臣本布衣”就是最好的體現(xiàn)。他不以自己位高權(quán)重而對家人、親屬搞特殊對待，北伐期間，他親派侄兒諸葛喬與諸將子弟一起，率兵轉(zhuǎn)運軍糧于深山險谷之中。為此，他專門給自己的哥哥諸葛謹寫信說，“諸葛喬本當還成都，但今諸將子弟皆得轉(zhuǎn)運，宜同榮辱”。他重視家風教育，他寫下充滿智慧之語的家訓《誡子書》以警示自己的孩子，“靜以修身，儉以養(yǎng)德，非淡泊無以明志，非寧靜無以致遠”，淡泊明志，寧靜致遠的思想也被傳頌至今。他嚴格執(zhí)法，獎罰分明，馬謖失街亭之后，他不以馬謖是自己的學生而徇私舞弊，縱然很多官員提出“正值用人之際”勸阻諸葛亮，他依然揮淚斬馬謖，以正軍法，維護國家法律的權(quán)威性，并親自上疏后主劉禪，自貶三級，毫不推脫自身失職之責，之后更加勤勉敬業(yè)，嚴格履職。

　　公元225年，諸葛亮率軍南征，平定南中孟獲等人叛亂，為將來北伐奠定平穩(wěn)后方的基礎(chǔ)，他“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”，為了節(jié)省軍費開支，他提出“并日而食（兩天吃一天的飯）”，并親自執(zhí)行，各種艱難困苦可想而知；為了復(fù)興漢室，年近半百的他親率蜀軍六出祁山，北上伐魏，他夙興夜寐，廢寢忘食，“所啖食不至四升”；他在《與李嚴書》中說，“吾受賜八十萬斛，今蓄財無余，妾無副服”，短短三語，表述了兩個問題：一是說明自己受賜雖多，但沒有作為私蓄；二是家人生活儉樸，妻子連替換的衣服都沒有……這些都無不體現(xiàn)了諸葛亮勤儉治國的思想和克己奉公的美德。

　　公元234年，在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中，由于長年廢寢忘食，終積勞成疾，在病重期間，他向后主劉禪報告了個人財產(chǎn)情況：“今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頃，子弟衣食，自有余饒。至于臣在外任，無別調(diào)度，隨身衣食，悉仰于官，不別治生，以長尺寸。若臣死之日，不使內(nèi)有余帛，外有贏財，以負陛下”。諸葛亮去世后，丞相府清點了財產(chǎn)，正如奏章中所寫 “內(nèi)無余帛，外無贏財”， 這不僅是古代高級官員的一份家庭財產(chǎn)申報表，更是諸葛亮一生廉潔從政的真實寫照。諸葛亮不僅生前生活儉樸，也是喪事從簡的倡導者和帶頭人。在他病危之時，曾吩咐下屬“遺命葬漢中定軍山，因山為墳，冢足容棺，斂以時服，不須器物”，這在厚葬之風盛行的漢魏時期是難能可貴的，其高風亮節(jié)實在讓人無不欽佩。

　　諸葛亮一生戎馬倥傯，將畢其一生的精力獻給了興復(fù)漢室、國家一統(tǒng)的大業(yè)，其作為蜀漢時期第一高官，勤政務(wù)實、清廉節(jié)儉、潔身自好的思想在16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有著深刻的影響，他的鞠躬盡瘁、崇廉尚儉，既是為政之德，也是做人之本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今天，仍需要每一名黨員干部學習之、斟酌之、踐行之。

 （作者 孫義強）